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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正国级领导的离任感言,发自肺腑,感人至深!

时间:2019-10-08    点击: 次    来源:网络    作者:佚名 - 小 + 大

中央决定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,我欣然接受,我认为这是中央对我的关怀。

我出生在农村,小时候在老家拉过犁,种过地,赶过车,织过布,许多农活都干过。我大概14岁开始织布。我记得那时我的个儿小,织布的坐机板高,脚够不着,家里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凳子。17岁时,我到北京做小工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去给木工班扫刨花,当时有个木工工长,名叫王锡田,他说我很灵巧,让我学木匠。我就这样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开始,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。

我当工人15年,包括做班组长、施工队长、突击队长,都是不脱产的。在基层企业做领导8年,包括做支部书记、总支书记、党委书记,等等。在局级岗位干了8年,包括任副局长、局长、建委副主任、北京基建指挥部总指挥、市总工会副主席、团中央书记。在部一级即天津直辖市干了8年,大概是100个月。在中央工作了13年。加起来,我总共从事各级领导工作37年。

(前面两段,第一段讲述个人家庭自然情况,第二段叙述领导经历,看了这两段,大家有没有想想,是什么原因促使其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呢?)

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孩子,一个普通的木匠,能在领导岗位工作这么长时间,能被提拔到这么高的职位,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,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。有人说这是空前的,即使不会绝后,起码也是少有的。我常想,过去在像我这样职位上工作的都是些何等的人物!(这是回应大家疑问)

我是跨三届的政治局常委,两届政协主席。政协主席,我算第六任。


大家知道,第一任是毛主席,第二任是周总理,第三任是小平同志,第四任是邓大姐,第五任是李先念同志。许多革命前辈出生入死、战功显赫,建国以后或默默无闻,或职位不高,当将军、当部长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。每当想到这些,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,唯恐因为自己的不足或不慎,给党和国家的工作、给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。


(这三段也是通过对比,讲述自己对岗位的敬畏、对责任的担当,老笔头觉得,这是干好任何工作的前提)


我没读过几天书。大家看我的简历,没有专门上学的经历,不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,哪年中学,哪年大学,哪个国家留学。说我是上了6年小学,实际上由于家境贫寒、要干很多农活,那6年学也是断断续续。我们老家过去吃粮分五等:一等是白面,二等是亚麦,三等是玉米,四等是高粱(高粱又以白高粱为好、红高粱次之),五等是粮食(主要是玉米和高粱)加麸皮或糠。我们家经常吃的是第五等。我有个二大娘,老两口没有孩子,日子过得比我们家强一点,她时不时给我些玉米饼子或高粱饼子,放在火盆上烤烤吃。我对她非常感激,参加工作后,每年都要给她一些钱,直到老太太去世。我很小就喜欢书,到处找书看,亲戚、邻居的书,我总能想方设法借来看。


记得有一年春节,我才十几岁,母亲叫我担两捆楂子去城里卖,然后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。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儿在卖一套书,书的名字叫《巧合奇缘》。我一问价钱不贵,就用卖楂子的钱买了这套书,很高兴地回家了。到家之后,母亲问我油条在哪里,我说钱买书了,母亲非常生气,说过年没有油条,怎么包饺子。她拿起笤帚就打,我光着脚往外跑。腊月三十晚上,屋子外面很冷,我有个当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,用被子给我暖脚。夜里,母亲还是把我找回去了,她拉着我的手,掉着眼泪说,妈妈知道你喜欢书,喜欢书是好事,可是咱们家哪有钱给你买书呀?


(由于家庭条件不宽裕,专门学习的机会不多,但对读书的亲近渴望却是从小就开始的)


5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,我没有赶上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不久,我在中央党校待过半年。那时中央党校刚刚恢复,校舍破烂不堪。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与我比较熟,就经常让冯文彬同志找我去党校干这弄那。我当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总指挥,顾不过来。


耀邦同志就通过中央组织部下令,让我上党校学习。我对耀邦同志说,你在中科院挨批时有一个“五子登科”,其中两个“子”(房子和炉子)与我有关。这次我什么都给你管,如果你再挨批,又得给你捎上。我当时是局级干部,由中央下令上党校学习算是个特例,因而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多猜测,我那时的领导赵鹏飞同志还以为我要高升了,其实他不知道这又是一次半工半读。


(这一段经历表明,作者参加工作后的学习也多是半工半读的,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不多)


我的初中、高中和大学的课程,我的文化知识、建筑专业知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知识,几乎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的(这个学习量确实很大)。由于学习底子太差,我几十年来一直在补课,有时简直是“恶补”。我一生为学习所付出的艰辛,在学习中所碰到的困难,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。我很早就当了劳模。劳模是什么概念?那时候的劳模简单说就是:干得多、干得快、干得好,吃苦多、吃亏多、奉献多。多干、吃亏几乎成了劳模的缩影。我至今还记得张百发同志当时作报告讲的一句话,叫“学吃亏,会吃亏,经常吃亏不皱眉”。


我是一个劳模,还是一个突击队长,不脱产,还得多干活,学习的时间只能从比别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挤。那时的工棚是通铺,你要在工棚里点灯看书,别人就没法睡觉。夏天比较好办,冬天只好穿上棉袄、大头鞋,戴上口罩,到路灯底下去学习。算计时间,节省时间,合理利用时间,成了我一生的习惯。对我来说,从来没有无用的时间,包括零碎时间。


(如何合理利用时间是一门学问,其实学习还是靠主观努力,只要想学,哪里都有时间、什么困难都能克服)


每次睡觉以前,我总是要想一个题目,总怕早睡着了。碰到大的难的问题,不是趴在桌上想,而是躺在床上想。我的若干篇讲话、文章的提纲,几乎都是躺在床上想出来的(光学习不思考也不行,特别是从事公文写作的朋友,有时候许多思路、提纲、语句往往都是在业余时间思考得来)我这一生为学习吃的苦实在太多,我确实很累,需要休息,需要轻轻松松地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。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。


我是1989年6月到中央工作的。老实讲,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。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 ,我都想方设法地婉拒了。我多次说过,我这个人不适宜在上层工作,喜欢在下边跑跑、在人群里跑跑,愿意干点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活。1989年,中央通知我到北京来,我对李鹏同志、杨尚昆同志说,我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。


但小平同志强调,不准再讨价还价,我这才接了工作。到中央后,前3年分工宣传思想工作,后10年分工统战政协工作。两段工作,我都是边干边学(这里强调的是学习能力,有时候你可能是半路出家,但如果会学习会总结,往往能很快适应新工作岗位)。干得如何?只能由中央、由社会各界去评论。我自己只能说尽了心,尽了力,没有懈怠,没有大意。对选平同志在这次会上的总结报告,大家反映很好,认为九届政协工作很有成绩,也有不足。要我说,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,不足不管大小都和我有关(推功揽过是干好工作应有的品质)



13年工作当中,我发表了一些讲话、文章。像任何事物一样,对我的这些讲话、文章,看法也不会完全一致。文章是思想认识的载体(这一句可以反复咀嚼,写材料重点是把干工作的思想思路理清楚,也就是先研究工作再研究材料,在此基础上再去琢磨字句)客观事物在不断变化,人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,认识总有一定的局限性,文章自然也不例外(看一句就不难理解有些材料为什么老在改老在变,因为领导的思想在变、对事物的看法在逐渐深入,文章是服务工作的,肯定会变)。我的这些文章、讲话,不管好坏对错,都留在那里,都留给历史,表扬也好,批评也罢,都由不得我自己。但有一点我感到欣慰,我的所有讲话、文章,都是从工作出发的,都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,都是本人亲自动手的(其实,不管是自己写材料还是组织起草组代拟材料,至少文章的基本立意、提纲都应由本人琢磨确定,对于多数朋友来讲,提倡自己写材料,这也是梳理工作理清思路的过程)


10年统战政协工作,我同各方面领导相处是好的,关系是正常的。我与全国政协八、九两届各位副主席之间,与各民主党派、全国工商联以及有关人民团体领导人之间,相互理解,相互支持,相互配合,关系融洽。我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近,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远;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亲,也没有和哪个人特别的疏(这句话也是日常处理关系值得借鉴把握的,时时处处秉持一个“公”字,虽然可能不会让所有人都满意,但是可以做到大家都服气)我是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,我同其他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。


我是个直率人,讲话直来直去,不习惯当面说人的好话,也不喜欢背后说人的坏话,有什么说什么,怎么想就怎么说(其中透露的坦诚,也是处理工作关系时应注意把握的)。这可以说是个优点,也可以说是个毛病。直来直去,不分场合,特别是对领导干部,有时候让人家难以接受,下不了台。今天,我借这个机会郑重表示,向所有由于我的工作不周或言语不当而带来不快或者不便的同志,致以深深的歉意,请求你们给予谅解!10年来,各级政协组织、广大政协委员、所有政协机关的同志,对我的工作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支持和帮助,我也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!


在座各位和我相处有5年的,有10年的,也有1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。相处是缘分,是福分。相处是短暂的,友谊是长存的。希望这段时光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。





李瑞环的演讲风格与智慧


2000年11月,李瑞环考察香港时,两名女记者抢着提问:"您在讲话中强调了团结的重要, 是不是指香港不够团结?"李瑞环笑了,反过来问:"如果我祝你们身体健康,是不是指你们的身体就不健康呢?"继而他又转向其他记者,"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呀?"


 朴实无华,富有哲理 


有哲人说过:最美的,也就是最朴素的。李瑞环语言美学的特点之一,就是朴实之中寓含着极为深刻的哲理美。


1995年3月全国政协港澳区小组会上,李瑞环即兴讲了个小故事:有位穷老太太去市场卖祖传的一把宜兴紫砂小茶壶,起码有200年历史,以后就算不加茶叶,水中也会有茶香,是件好东西。有人愿意以三两银子的高价购买。岂料老太太觉得茶壶太旧,不好意思要这么多的钱,就用水反复清洗了。买主回来一看,里面的茶垢全洗干净了,便说,就是5钱银子也不值了。


当时是我国和英国就香港政治体制争论最激烈的时刻,李瑞环同志用百年宜兴紫砂壶来比喻香港,寓意极为深刻:不要妄洗"茶垢",最后导致香江失去特色,要找最理解香港优点的人来管理香港。


2000年11月,他在香港会见当地各界知名人士时,还信手拈来这样一个故事:"汉朝时,京城田氏三兄弟一直和睦相处。其家中有棵紫荆树,也长得花繁叶茂。但后来他们闹别扭,要分家,紫荆一夜之间就枯萎了。兄弟三人大为震惊,均受感动,不再分家,紫荆花又盛开如初。晋代陆机作诗说: '三荆欢同株,四鸟悲异林。'唐代李白感慨道:'田氏仓卒骨肉分,青天白日摧紫荆。'上面讲的紫荆花,和作为香港特区标志的紫荆花是不是一个品种,我没有考证。上面讲的故事,是体现'天人感应'思想的一个传说,未必真有其事。但这个故事所表达的道理,的确发人深思。"


他话锋一转,点破主题,"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,之所以历经磨难而绵延不衰,屡处逆境而昂扬奋起,就是因为有许多这样博大深邃的思想,有一种内在的强大凝聚力。当今中国要发展、要振兴,必须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,特别要倡导和合,强调团结。我看香港也是如此,最最重要的是加强团结,惟团结才能发展繁荣。"

1988年3月,《中共中央党校受中央委托主办党的理论刊物的方案》报送中央,3月31日,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三届十八次会议原则同意这个方案,但对上报的刊名不满意,会议委托乔石、胡乔木、高扬重新考虑刊名。4月21日中央确定新刊的名称为《求是》,邓小平题写了刊名。后来知道,这个刊名是李瑞环想出来的。有一次在全国政协开会,李瑞环对《红旗》杂志副总编苏星说:"你们那个《求是》的名字还是我起的呢!那年3月上旬开人大常委会,胡启立坐在我身边,拿着一个写了一大堆刊名的单子在那里琢磨。他说《红旗》停刊了,新刊还没有一个好名字。我想了一下,就在那单子上写了两个字:求是。没想到,竟被中央采纳了。"


 激情磊落,言必有的 


李瑞环同志的一系列讲话都闪烁着这样的亮点:激情满怀,磊落宽广,言必有的,绝无虚言。


1999年12月13日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2周年纪念日,正在日本访问的李瑞环接受日本电视台记者现场采访,对"中国威胁论"进行了有力的鞭挞。他说:"中国不发展倒会带来麻烦。12亿多人口,如果经济不发展,不仅国内得不到安宁,而且还会因为饥饿、贫困使人们向国外跑,那将是一个什么局面呢?这倒可能是一种威胁。正像一位有远见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所指出的:'我们担心的不是一个富裕的中国,而是一个贫穷的中国。'极少数敌视中国的人不断鼓噪中国威胁论,其用心就是束缚中国的手脚,不许中国发展。中国要发展,就说你威胁别人,究竟是中国威胁论还是威胁中国论?"进而,他铿锵有力地说道,"威胁中国论决吓不倒中国!中国威胁论也会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而不攻自破……中国过去积贫积弱,任人宰割,今天发奋图强,靠自己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,何罪之有?"



2001年4月,李瑞环在南非参观了当年囚禁曼德拉的孤岛,讲了一段充满激情的话:"历史是无情的,人民是公正的,只要他为人民谋了利益、办了好事,为国家、为民族立了功劳,争了荣誉,人民就不会忘记他。""功过谁评说,后生定先祖。劝君莫论一时遇,九泉之下看荣辱。"


讲真话,讲实话,以演讲者的真情激发听众的热情,就必然能打动人心,必然能取得效果。


 通俗易懂,平中见奇 


李瑞环同志可谓是语言运用大师,挥洒自如,具有高超的驾驭局面的能力,在他的讲话中,机敏、睿智无处不在。


——什么叫领导?简单地说,就是引导、教导。只有"领"好了,"导"才能起作用。自己满脸脏东西,怎么号召人家讲卫生?你在台上讲人,人家在台下讲你,你讲的还管什么用?


——创新是目标,是手段,是永无休止的过程。


——人民群众和领导的关系,是"主仆"关系,是血肉关系,是鱼水关系,我们必须时刻牢记。人民群众是我们的生存之本、胜利之本,离开了人民群众,我们就一事无成、一无所有。对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来说,心里没有群众,就是忘本;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,就是变质;滥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群众,就是对共产党的背叛。


言词之间,环环相扣,一气呵成,层层深入,清新隽永。几乎每一句都是智慧的化身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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